2010年1月航空运输消费者投诉情况通报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作为美国行政监管组织序列中的顶层机构，在规制改革实践中本就应当发挥信息中枢的统筹协调功能，由其进一步实施对政策试验及相关数据的统筹控制，无疑是更为可行的方案。其次，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0条第2款，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

这一系列的信息公开被称为预先承诺。从比较法维度观察，美国的行政机关在政策试验中的信息公开范围至少包括：政策试验目标、待试验的公共政策、试验所意图获取的信息数据，以及基于试验结果行政机关承诺要采取的试验决策。若从试验法治化的维度观察，伴随中央在政策试验议程中的角色转型，以及行政审批改革的大幅提速，改革试验的规范化问题日渐突出，中央统筹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也有潜在的失衡风险，这无疑对审批改革试验机制的科学化与法治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可考虑增设审批改革试验的专项授权条款，进一步强化审批改革试验授权程序的规范性。行政审批改革的试验流程下，证照分离一业一证许可承诺等诸多创新模式，均带有鲜明的放松规制特征，市场效率成为行政审批改革试验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诉求。

（三）激活审批改革政策试验的创新容错机制 当下的行政审批改革试验，除了存在程序法与组织法方面的缺憾外，还遭遇到了更深层次的困境，即地方政府开展试验的主观意愿与创新动力相较以往有所减弱，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动机也日益由积极创新转向消极避责。从法释义学的角度看，行政审批改革的政策试验手段，可被视为行政许可法第13条中内嵌的模拟试验装置，许可评价机制理应在试验程序中起到关键性的拘束作用。[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二是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相结合，借助于其他监督形式的力量完成转化。不能依靠道听途说的‘线索来进行舆论监督性报道。换言之，舆论监督是指不特定的公众或媒体在发现某个公权力行使者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时，发起监督的行为。[6]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提纲》（1989年11月28日），载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在引起关注环节，并非所有的监督言论都能得到足够的曝光率，引起广泛关注，这可能会导致部分监督言论难成气候。舆论监督现行的发酵机制为言论发布（多借助互联网）——引起关注——爆料更多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媒体助力）——官方介入查处。

首先，在言论发布环节，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收集舆论，成为回应舆论的第一责任人，会一定程度上遏制恶意删帖的情况。其次，与纪检监察相结合能够为舆论监督找到制度出口。第一，纪检监察是一种专责性监督，在权力监督工作中，相较于其他监督机构有着更充分的监督职权与权威。2008年，在胡锦涛与温家宝分别通过网络与网友沟通交流后，网络舆论监督被正式提出。

[51]参见张桂林：《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原理探析》，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2—14页。这一现状下，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管好党内监督的对象，就解决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基于此，完善舆论监督的信息收集是实现两者制度衔接的前提。[63]参见黄威威：《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规范性思考》，载《理论探讨》2015年第2期，第10—14页。

[60]参见靖鸣、江晨：《网络删帖行为及其边界》，载《新闻界》2017年第7期，第44—53页。[47]邵华泽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当然，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同样关乎人民的利益，有时也会引起巨大反响。[28]参见杨桃源：《中央关注舆论监督》，载《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31期，第11—13页。

目前，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举报工作已通过国家法律及党内法规明确了管辖范围、管辖原则、受理范围以及处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可设计两者的制度联结点，以赋予舆论监督相应的程序规范和期限规定。参见周乐军：《对人监察抑或对事监察——论我国监察委员会监察权的边界》，载《时代法学》2018年第4期，第50—58页。注释：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研究（22ZDA040）的阶段性成果。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于其能够真正促成问题解决，收获监督效果，倘若只是揭露问题，没有处理结果，这种断头监督是无法取信于民的。四、新时代发展舆论监督的优化面向 （一）制度保障：舆论监督工作与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相结合 纵观近期借助公共论坛引起较大反响的舆论监督案例，最终多以舆情倒逼公权力机关介入收尾。而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又带来了新的风险。

[46]参见许一鸣：《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谈新闻工作》，载《中国记者》1989年第7期，第13—14页。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来自于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作为权利性监督，本身是一种软性监督，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应。

在经历报刊监督、广播电视监督后，新时代网络监督的诞生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借助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人民群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得以回归。第四，监察体制改革后，一改以往多头监督的情况，为舆论监督的衔接提供了可能。

本文认为，这一制度更适宜设立于纪检监察机关内部，这是因为，纪检监察机关作为专责性监督机关，更不易受部门利益等影响，无论是在职权配置还是人员配置上都更为适合。这一过程中，可借助新技术赋能信息公开，助力信息收集、分析、共享及传递，充分解放人力，提升监督效能。

为舆论监督信息受理、处理、反馈等阶段设置程序规范与期限规定。这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舆论监督需要建成一套科学的信息采集、研判和处置机制，以应对舆论监督带来的民主病。由此可见，舆论监督工作重点的变迁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鉴于此，填补体制机制缺失即成为新时代完善舆论监督的重要命题。

[56]参见范建刚、崔维维：《网络次生政治舆论风险及其规避——基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视角》，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29—37页。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何以赋能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处在整个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

最后，在党的纪检和国家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安排下，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协调贯通形成监督合力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涉政治言论实际上很难存活，当网民对政治议题发表见解时，网络管理员常常会担心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将此类言论删除，因此网络删帖与网民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时常引发激烈的社会震荡。

基于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能够帮助舆论监督找到监督的关键，找到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路径。[20]参见张春林：《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我们应充分利用好新技术手段，以技术赋能舆论监督。这一过程中，公民监督的力量虽然得到发挥，但是无序性常常与民主性相伴而来，而无序的公民监督会引发强烈的社会矛盾，动荡社会秩序。因而，舆论监督既要做到全面覆盖，又要做到重点突出，才能取得最好的监督效果。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权限和方式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监督。

最后，在形成强大舆论环节，若纪检监察机关已提前介入，可一定程度上避免舆论过度发酵导致过度监督。因此，应充分利用算法技术实时跟踪舆情，如利用爬虫技术进行关键词捕捉，并对大数据收集到的舆论监督信息进行风险等级的初步分类，辅以人工矫正，从而对具有重大隐患的腐败事件和热点事件等先行作出反应。

其既有充分的程序性权力，也有充分的实体性权力。[13]参见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10页。

将纪检监察的专责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有助于舆论监督构建起规范化的举报受理、线索分析、调查核实、处理反馈和考核问责机制。[42]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邓小平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